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普及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，从传统的接触式诈骗、到冒充公检法人员电话诈骗、再到如今的网络诈骗，“杀猪盘”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版本日益猖獗。作为一种新型的诈骗模式，小到对被害者精神、财产，大到对互联网环境、社会经济秩序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恶劣影响。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，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的基础上，科学预防和精准打击此类诈骗犯罪，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为民办事、为民造福”重要讲话的要求，也是落实“十五检”会议中“党和国家赋予的检察职能愈重大，检察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责任愈重大”新提法的具体体现。¹

一“杀猪盘”的概念、模式解析

（一）“杀猪盘”的来源及含义

严格意义上说，“杀猪盘”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术语，而是近几年逐渐活跃起来的一个“网红”词汇。甚至，它来源于“从业者们”自己的定义：“放长线、养大猪”。通过网络聊天培养感情的“养猪”模式，待时机成熟，诱导被害人进行网络投资，养的越久，诈骗的越狠。

（二）“杀猪盘”的运作模式

“杀猪盘”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电信网络诈骗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操作模式。套路化的流水线作业，却总有被害者“前仆后继”，只为赴一场“杀猪”的约会。

总体而言，“杀猪盘”不同于普通诈骗的短平快，其主要可分为三个步骤：第一，“请猪入栏”。不法分子通常会给自己披上“高富帅”、“白富美”的外衣，通过陌陌、探探等交友软件或者婚恋平台寻找有一定经济基础、同时对感情有一定需求的人士（通常以女性居多），互加好友后，奠定初步的联络基础。第二，“把猪养肥”。确立好友关系后，不法分子通常会由浅入深，从闲聊到逐渐表现出对目标对象的好感，从“你好”到“早安、晚安”的问候，从“先生/女士”到“宝贝、亲爱的”的昵称，投入充足的“感情饲料”来取得对方信任。第三，“出栏杀猪”。时机成熟后，不法分子抛出诱饵，怂恿被害者尝试投资，在初尝甜头后，随着本金的大额投入，平台会逐渐出现无法提现、资金冻结等状况，当被害者有所疑虑与对方交涉时，却发现已经被拉黑。华美的包装人设下，里面却爬满了虱子，所谓的“恋人”也只是一场骗局，始于爱情，终于套路，却是悔之晚矣。

二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频发的原因剖析

2020年上半年数据显示，全国共破获类似电信网络诈骗10.1万件，“杀猪盘”电信网络诈骗占到其中的6%，但涉案金额占到所有诈骗类金额的25%以上，公安部将其称为“当前令群众损失最大、危害最突出的案类”例如，甘肃张掖、重庆黔江跨境杀猪盘、陕西安康特大杀猪盘案件等，就以涉案人数众多、涉案金额特大引人瞩目。“杀猪盘”等电信网络诈骗频发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（一）技术层面：互联网飞速发展为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提供了技术支持。

当下，互联网正在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社会民众在享受互联网开启的新时代的同时，也面临着大数据背景下的新挑战。互联网的门槛越来越低，智能通讯日渐普及化低龄化，下至孩童上至古稀，人手一部智能手机，抖音、快手等软件信息肆虐传播，下载、注册、登录，操作简单迅捷，为黑色产业链提供了滋生的土壤。同时，由于网络世界特有的隐蔽性和复杂性，犯罪分子往往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即使案发，证明其犯罪的资金流、信息流证据容易割裂，调查取证的难度也大于一般刑事案件，资金难以直接指向犯罪分子、证据不足的情形也时有出现。低廉的犯罪成本和进入门槛，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游走于网络的“灰色地带”。

（二）社会层面

1.被害者的精神需求及法律意识淡薄为“杀猪盘”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
情感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要求，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，为人们提供了聊天交友、宣泄情感的途径，而犯罪分子正是以此为契机，利用所谓“成功人士、行业精英”的人设，通过嘘寒问暖、贴心慰问等手段在情感上获取被害者信任，为“杀猪”奠定感情基础。其次，部分被害者法律意识、自我防范意识较为淡薄，鉴别能力缺乏，在对对方知之甚少的情况下，仅出于情感信任轻信盲从、冒然投入资金，甚至对资金去向、用途一无所知；更有甚者，案发后维权意识和手段缺乏有效性，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无法拨通的电话或微信，所谓的“恋人、情侣”杳无音信、石沉大海，也给案件带来了一定的侦破难度。

2.经济下行尤其是疫情影响为“杀猪盘” 等网络诈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。

“杀猪盘”诈骗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但随着2020年疫情突发、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，经济下行以及就业、生活压力增大，使民众将部分生活生产重心转移到互联网中，网络投资“低风险、高回报、提现快”的诱惑直击心灵，被害者在尝到甜头之后极易丧失理智，步入“温柔的陷阱”，最终血本无归。同时犯罪分子在面对现实的就业、收入压力时，尤其是在有前科的情况下，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成了就业的门槛，在“低投入、高回报”的网络诈骗蛊惑之下，及易“重操旧业”、投机取巧。

（三）法律及制度层面

1.法律固有的滞后性难以对新型诈骗及时进行规范约束。

法学家乌尔比安曾说过，法是权威的，但并不是永恒的。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要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以新型“杀猪盘”和传统“办工作”诈骗为对比，二者在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要件等方面有一定共同特性，但就具体手段而言，杀猪盘常用的“包装人设、培养感情、虚假投资”套路又区别于传统办工作所谓的“有熟人、10万解决编制”，而现阶段的法律并不能及时应对这种变化，新型手段、新型证据的出现，有时会导致案件在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的界线上徘徊，尤其是缺乏判例参考的情况下，承办人往往会秉持有利于被告人原则，提出保守意见。即使为了适应新情况进行立法、司法解释等，法律的变更也需要一定周期，从而导致对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的规制有所欠缺。

2.相关部门对手机APP审核监管不到位，网络应用良莠不齐。

大数据网络背景下，手机APP应用越来越广泛，在极大便利社会生产生活的同时，也成为恶意软件和黑色产业链滋生传播的温床。现阶段，我国手机APP主要由中央网信办、工信部、公安部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共同监管，各部门在发挥监管职能的同时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相互推诿、职责交叉或者监管的空白地带，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。其次，面对网络环境的快速、广泛发展，网络应用不断出现新形势、新情况，监管部门却固守成规，消极适用旧办法、老一套，监管的疏漏，极易导致网络环境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。

三检察机关如何科学预防和精准打击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

大数据给生活带来了更多可能，但也不应脱离法律和制度约束，面对肆虐的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犯罪，检察机关不能光埋头办案，要主动查找社会管理的漏洞，从社会治理层面提出防控对策。

（一）与时俱进，普法守法

张军检察长曾提出“法科学生更应该关注社会”。同样作为司法机关，不能仅仅消极的受理案件，更要主动走出去，与社会民生接轨，及时发现“杀猪盘”等危害公众的现象，以12·4普法宣传、检察开放日等为契机，通过多媒体等平台，开展以案释法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，提高民众警惕性和防范意识。如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拍摄的《守住钱袋子、护好幸福家》微视频，动漫与检察官现身说法相结合，摒弃了一贯的理论说教，直观、形象的诠释了“守住钱袋子”理念，也使检察形象更深入人心。

（二）关口前移，源头遏制

强化日常监督，关口前移防患未然。面对猖獗的网络诈骗犯罪，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起社会职责，依法履行监督职能。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等方式，监督工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明确分工、各司其职，强化对网络环境的治理，实行事前管理事后惩罚相结合。对网络APP的上市、运行制定规范准则，加强监管，从源头上规范APP的运行和推广，遏制APP过度索要个人信息。及时更新、提升专业技能和监管方式，甚至要“跑在不法分子前头”，精准预测、科学防范。其次，推动公、检、企协作，联手打击“网络蛀虫”。通过开发网络安全防护体系，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防控，对出现大额转账、异常引流、资金导向等情形，进行风险提示，将网络诈骗扼杀在萌芽状态。

（三）加大力度，依法严惩

加强公检法协作，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等，就依法惩治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犯罪达成共识，形成打击合力。对于切实发生的网络诈骗犯罪，通过检察官办公室、提前介入等方式，及时掌握案件事实和证据，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方向，确保案件取证依法准确；在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等各个环节从严从快；遇到疑难复杂情形及时召开三长会协商，保证定罪和量刑的准确性。其次，注意深挖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背后的上下游犯罪。网络诈骗往往有一套完整的运营模式，诈骗的钱款大多会以非法方式进行“洗白”，从而诱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。以张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为例，该案的上游犯罪为典型的杀猪盘犯罪，被害人兰某某因轻信网恋对象而进行网络投资被骗，将五万余元打入孙某某账户。张某某使用其名下的银行卡收款后提现到支付宝内转走。从上游的电信诈骗、到下游将钱洗白，完成了“一次完美的犯罪”。因此，检察机关不能单纯就案办案，而要“慧眼识案”，争取拔出萝卜带出泥。再次，由于“杀猪盘”等网络诈骗人数众多、组织严密、涉案多起，一时难以肃清，公检可以建立信息交流机制，发现漏罪漏犯线索及时沟通并追捕追诉；同时注重与法院的配合衔接，确保漏罪漏犯得到法律严惩。